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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南陈北李相约建党”的历史由来伟大从此开始

时间:2022-08-09 15:25来源:未知 作者:admin 点击:

  “南陈北李,相约建党”的表述被很多党史著作和研究成果采用,已经约定俗成为关于党的创建史和陈独秀、李大钊对党的创建所作出的特殊贡献的一句经典性表述。但是,关于这个表述的来历,大家并不一定了解。

  目前所见文献史料,最早使用“北李南陈”的是五四运动期间在北京受教于李大钊的赵世炎(1901―1927)。

  他1920年8月于法国勤工俭学期间,在一张李大钊与陈独秀合影照片后面的硬板上,写了一篇杂感,其中提到在勤工俭学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首诗:“北李南陈,两大星辰,漫漫长夜,吾辈仰承。”当时还有一首嵌名诗:“北大红楼两巨人,纷传北李与南陈;孤松独秀如椽笔,日月双星照古今。”这首诗也在五四运动和中共创建时期的社会上广泛传颂。这两首诗的作者是谁,目前不清楚,都没有史料佐证,但从语气看,最大的可能是五四运动和党的创建时期,追随陈独秀、李大钊并活跃在北大校园里的一批学生、知识分子和青年马克思主义者。

  直到1933年4月23日,在社会知名人士和家属为李大钊举行的葬礼上,送葬的队伍中,有一副由时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副会长兼总干事的杨杏佛(1893-1933)送上的挽联:“南陈已囚,空教前贤笑后死;北李如在,那用我辈哭先烈。”才有了“南陈”“北李”的表述顺序。

  把“南陈北李”组合起来使用,目前所见文献是,1943年3月出席一大的代表周佛海在《古今半月刊》上发表文章《扶桑笈影溯当年》中说,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主张组织,“经几次会商之后,便决定组织起来,南方由仲甫(陈独秀)负责,北方由李守常(李大钊)负责,当时所谓南陈北李”。

  1947年4月26日和5月3日蔡尚思在《文汇报》发表《李大钊的思想评介》,文中说李大钊是中共初期的理论家与实行家,他与陈独秀齐名,被世人称为“南陈北李”。

  1987年12月,梁漱溟在其书中回忆李大钊时说:“众所周知,中国创始人中为首的是陈独秀、李大钊两先生,一时有‘南陈北李之称。”

  “相约建党”,这四个字其实是基于历史过程的概括性描述。即1920年初李大钊冒险送陈独秀去天津,一路上谈到建党之事。

  对于这一历史过程与背景的最早叙述,是汉口《民国日报》1927年5月24日报道《武昌中山大学集会追悼李大钊等烈士》。其中写到1927年5月22日在武昌中山举行的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上,与李大钊关系密切的高一涵(1885-1968)作了《李大钊同志事略》的演讲,讲到“(五四运动)时陈独秀先生因反对段祺瑞入狱三月,出狱后,与先生(指李大钊——引者注)同至武汉讲演,北京各报均登载其演辞,先生因此大触政府之忌”。并说陈独秀“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,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事”。这就是“相约建党”的历史背景。

  1963年10月,高一涵又作过一次内容相似的回忆,对“化装同行”的过程细节讲得更加具体生动。他说:

  时当阴历年底,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前往各地收账的时候。李大钊同志雇了一辆骡车,从朝阳门出走南下,陈独秀头戴毡帽,身换王星拱家厨师的一件背心,油迹满衣,光着亮发,坐在车子里面,李大钊同志跨在车把上,携带几本账簿,印成店家红纸片子。沿途上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同志出面办理,不要陈独秀开口,恐怕漏出南方人口音。因此一路顺利到了天津,即购外国船票,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。

  为什么高一涵能够叙述得如此详细呢?因为高一涵与陈、李存在不同寻常的关系。高一涵原名永浩,笔名一涵,安徽六安人,1912年自费留学日本,入明治大学政法系就读。

  1916年7月回国与李大钊同办《晨报》,任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教授,兼中国大学、法政专门学校教授。他经常为陈独秀主编的《新青年》撰稿,并协办《每周评论》。

  1925年加入中国,1926年加入中国,先后担任武昌中山大学教授、政治学系主任、法科委员会主任兼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译委员会主任,安徽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等职。大革命失败后,高一涵脱离了中国。

  高一涵与陈独秀是安徽同乡,民国初年,两人在日本时,曾同是章士钊主编的《甲寅》杂志编辑。陈独秀回国后创办《新青年》,高应陈之约,是主要撰稿者之一,两人交往十年多,相知甚深。

  高一涵和李大钊的关系也很深厚,两人专业都是政治学,在日本时两人还曾共建“神州学会”,同是该学会机关刊物《民彝》杂志的编辑。

  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期间,高一涵和李大钊先后进入北大,都是政治学系的教授。两人联手开设“现代政治”讲座,高、李是亲近的同事和朋友,过从甚密。完全可以说,共同的政治爱好和相似的生活经历(比如都到日本、同在北大、一起参加五四运动等),把他们三个人紧紧联系在了一起。以这种历史渊源形成的深厚私交,高一涵对陈独秀和李大钊是很了解的。因此,他回忆陈、李有相约建党之事,应是可靠的。

  学术界对1920年初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去天津的途中,陈、李是否谈了“建党之事”有截然不同的观点。

  代表性的有萧超然,他认为高一涵的“这个说法有历史依据,是线年出版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《中国历史》第一卷(1921一1949)上册中,采用了高一涵的说法,书中写道:“1920年2月,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,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。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,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组织的问题。”这说明,高一涵叙述的这段历史得到党史权威部门的采信。

  是什么时候,又是谁把高一涵的历史回忆概括为“相约建党”,并将“南陈北李,相约建党”组合起来使用的呢?

  2001年北京大学萧超然教授在《百年潮》上发表《关于“南陈北李,相约建党”之我见》,文章指出:

  在建国以后的几十年间,像我这样有一大批算是比较早从事于学习、宣传和研究党史的人,不管是自己编写或者从其他人编写的各种教材和教科书中,以及各种党史研究的专著中,都没有提及、看到或者听到有关“南陈北李,相约建党”的表述,这是不足为奇的。我曾亲自问过人民大学一位年龄比我还大的资深知名党史研究者,过去是否听说过“南陈北李,相约建党”,他回答说“没有”。

  就我所知,“南陈北李,相约建党”的说法,“”前没怎么听说过,它是1978年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,提出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“解放思想”“拨乱反正”等口号后才又被提出,并逐步传开的。

  也就说,“南陈北李,相约建党”这八个字的组合提法,从时间上来讲,始于“1978年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”之后,实际也是改革开放的产物。

  经过梳理发现,1983年3月由历史学家、党史学界前辈李新主编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《伟大的开端》一书中,采用了高一涵的回忆,该书写道:

  李大钊决定亲自伴送陈独秀到天津。1920年2月他们扮作商人,坐一辆骡车,先到河北省乐亭县李大钊的家乡——大黑坨村。在大黑坨村住了几天,然后起程去天津,一路上他们交换了关于建立中国的意见。畅谈了如何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,走向的光明前途。他们相约在北京和上海,分别进行活动,筹建。

  稍加留意,以上这段文字后面一句话里,其实就有“相约建党”的关键——他们相约在北京和上海,分别进行活动,筹建。如此看来,把这段历史背景概括为“相约建党”,应该是始于1983年出版的《伟大的开端》一书中的这段叙述。

  “也许受这段叙述的启发,在此后的报刊上出现了南陈北李,相约建党’这一概括。”1986年5月,虞崇胜在《江汉论坛》第5期上发表文章,题目是《南陈北李,相约建党的时间、地点》,这是否就是最早使用“南陈北李,相约建党”八个字的作者呢?

  1989年9月阎稚新、李善雨、肖裕声编著、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《李大钊与中国革命》,在第二章中有“南陈北李,相约建党”的标题出现。1991年10 月出版的《中国历史(上卷)注释集》中,也采用了高一涵的演讲内容,然后结论性地写道:“史称南陈北李,相约建党’”,这可以视为对“南陈北李,相约建党”最权威的使用。

  由此可见,“南陈北李,相约建党”提出的时间并不长,是一个使用了30余年的新名词。“南陈北李,相约建党”是对陈独秀、李大钊在建党中的特殊贡献的评价与肯定。

  关于陈独秀个人对建立中国的历史作用,有学者指出:“没有陈独秀,就没有中国在1921年的成立。”虽然是一家之言,但从历史事实来看,这个评价有一定的客观依据。

  在新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中,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给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,9月1日东方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维连斯基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,还有6月维经斯基给俄共中央远东局的信中,均对陈独秀在建党工作中的杰出贡献予以高度评价,称之为“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”。

  毫无疑问,对陈独秀历史地位的评价最为全面也最客观权威。1945年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中,专门给中共七大代表们谈了陈独秀,高度肯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和中共创建中的地位,他说:“

 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,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,他是有过功劳的。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,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……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,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,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,创造了党,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。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。陈独秀则不然,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,但是他创造了党,有功劳。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,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。德苏战争以后,斯大林在一篇演说里把列宁、普列汉诺夫放在一起,《联共党史》也说到他。关于陈独秀,将来修党史的时候,还是要讲到他。

  本书以习总书记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导,充分吸收了党史研究成果,通过大量翔实丰富的史料、鲜活生动的故事,从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创建、各地早期组织的成立、中共一大召开的经过、一大代表的不同归宿、中国创建的若干特点等多个维度,深刻总结中国创建的时代背景、困难挑战、传奇经过和伟大意义,并从建党领袖和代表人物的人生轨迹诠释信仰的力量和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的永恒课题,弘扬伟大建党精神。本书还就中共一大为什么在上海和嘉兴召开、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什么缺席、“七一”的由来、“南陈北李,相约建党”的经历、共产国际与中共创建的关系等热点问题正本清源,引人入胜。本书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参考。

  祝彦,江西省新干县人,历史学博士,现任中共中央党校(国家行政学院)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 思想教研室主任,兼任教育部学位中心评审专家, 百色干部学院特聘教授,青岛市委党校兼职教授,辽宁省委党校、遵义干部学院、鄂尔多斯市委党校客座教授。

  曾任职于江西省新干县教师进修学校、吉安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研部、中国市场经济报社等,著有《晚年陈独秀(1927—1942)》《救活农村——民国乡村建设运动》《陈独秀思想评传》《中国怎样治理腐败问题》《〈论员的修养〉导读》《思想热点问题》《陈独秀与近代中国》《大革命后的陈独秀》《在 1921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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